小升初“新政”触动谁的利益

　　现在小升初政策不断改变，不知道保障的是谁的利益?下面小编就同大家聊聊关于小升初“新政”触动谁的利益问题，希望有所帮助!

　　“共建”取消

　　2014年初，教育部发文对小学升初中就近入学工作提出新的目标，向19个大城市下“最后通牒”，要求在2015年实现100%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90%以上的初中划片入学;逐步减少特长生招生学校和招生比例;到2017年，重点大城市95%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

　　北京，即属于择校的“重灾区”。

　　自1993年取消统一的小学毕业考试后，北京的小升初逐渐衍生出多种方式以填补后统考时代的空白，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择校竞争格局。2011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曾做过统计，除了电脑派位之外，还有推优、共建、特长、点招、占坑、子弟、寄宿、直升、随班就读、密选、自选、双拥、定向、条子和私立等招生方式。除了官方认可的推优、特长和派位等方式外，其他渠道都以一种隐秘和默认的形式存在，成为这项竞争中“拼爹”、“拼钱”和“拼孩子”的角逐场。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查显示，2010年，东城、西城、海淀电脑派位的比例不到50%。这意味着超过半数的家庭都通过择校实现升学，这座城市因其强烈的权力色彩以及庞大的具备经济实力的中产家庭，使得择校热格外激烈。

　　由于浓厚的特权属性，“共建”成为此次改革中外界关注的重点。

　　所谓“共建生”，是指一些优质中学专门提供一定数量的招生指标，给一些与其关系密切的“共建单位”的职工子女，“共建单位”则给予学校财务资助或其他支持。这些单位常常是中央部委、军队和垄断国企。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统计，在北京市，“共建生”的比例高达10%左右。

　　尽管“共建生”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但毕竟是一个优先选择权。这也外界推测政策公布前相关部门拿捏分寸的原因之一。

　　是否取消共建，因此成为北京此次改革力度和决心的检验标准。“政策出来前，我的朋友里有总参的、总政的、武警的还有石油系统的就告诉我‘共建’确定要取消了。”周虹说，她的孩子属于部队“共建生”，这次果然“连锅端”。“其实学校是不愿意取消的，‘共建’里面也有真假之分，每年都有学校系统的关系顶着‘共建’的名义进好学校。”尽管有共建资格并不意味着一定进好学校，也要通过考试筛选，她之前听到的消息是“也许会出现换了马甲的、缩小范围的小共建，比如‘特殊贡献’一类的。”

　　能否全面取消“共建”，地方政府和强势利益集团必有一番博弈，也意味着要承认潜规则的存在，对政府的确是一个考验。教育学者杨东平曾经透露，教育部2012年出台《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的八条措施》之前，曾考虑把共建生列入禁止名单，但是发改委、财政部强烈反对，认为写进去等于承认了它的存在。

　　消除“小升初”的暗道首先从反特权入手。取消“共建”不是改革的目的，但却是一个开始。

　　“拼孩子”之路

　　对于大部分家长来说，与他们自身关系更为密切的是“点招”。一旦禁止点招和坑班，他们将不得不等待派位。北京义务教育资源极端不均衡的事实使他们形成了强烈的紧张感。只有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家长们才能接受派位的安排。在整个社会结构中，他们是殷实的中坚阶层，足以承担价格不菲的教育投资，然而在择校的等级秩序中，他们又是处在末端的“弱势”群体，没有“条子”、没有特殊的信息渠道，只能“拼孩子”，这是唯一的为子女的前途买一份“保险”的机会，必须赶在派位之前有所着落。

　　周虹的女儿已经在“坑班”占了一个位置，对接的学校是北京最有名气的四中。只交钱，不上课，每年花费5000多，就是为了有机会参加名校的考试。“坑班”是学校自己或与其他教育机构合办，或指定某机构办的以奥数、英语为主要内容，通过选拔排名靠前的学生进入该校就读的课外培训班。根据进入名校的概率大小被家长们分为“金坑”、“银坑”和“土坑”。坑班属于“点招”的第一梯队，通过交钱或者考试的方式进入，名校会从“坑班”里首先选拔属意的学生。一个坑班往往对应多所学校。

　　2012年，教育部《八条措施》出台后，北京开始新一轮的严打“坑班”风。西城区老教协“坑班”即被叫停。它曾是该区教委主管并批准成立的培训机构，因为对应着西城区的多所重点中学而受到家长追捧。周虹说，她所知道的“坑班”里，有的取消了，有的还在继续上课。就像禁奥一样，机构只要把奥数改成数学思维就行了。“教委系统的可能收敛了一些，但是附中系统的一般都还在招生，因为他们有一定的独立性，比较好操作。”西城区的刘清说。

　　占住“坑班”，获得点招的机会就会比别人多一分。“推优”和“特长”这两种官方认可的方式在家长们看来属于“水很深”的升学渠道，即便符合“推优”的条件，由于缺乏透明度，轮空的概率也很高。相比之下，“点招”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家长们对于透明化和公平性的渴望，“坑班”里的排名一目了然，优胜劣汰，愿赌服输。

　　不过，在择校的家长们看来，“坑班”也兼有“火坑”和“坑人”的意味，明知道把孩子送进去就是高负荷的开始，也不得不送，“坑班”的招生规模又相当大，能被选中的概率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高。周虹的女儿所在的“坑班”就有2000人，最后只能招收100个学生。“没有人会在意‘坑班’的老师是强是弱，只是占住一个机会，因为‘坑班’举办的考试是通向目标校的桥梁。选‘坑班’主要是看它背后的学校关系，选教辅机构才看师资力量。”刘清说。占位之后，学生之间的竞争才真正开始。想在“坑班”里脱颖而出，必须进入教辅机构参加语文、英语和奥数的培训班。

　　公立学校不能明目张胆举办考试，与之有联动关系的教育机构便承担了这一选拔功能，它们开发出的种.种班型“产品”和噱头使竞争战线越拉越长，从小学高年级逐渐向低年级下沉。在“占坑”、“点招”这一择校生态中，小学的功能似乎只剩下了提供学籍，“坑班”提供参与竞争的门票，而教辅机构则扮演着以往统一考试中学校的角色，优质中学则引导着竞赛规则，成为最后的决定者。这样一种共生关系稳定存在，并且各自受益。

　　在处于中间阶层的家长们看来，在种.种密室操作的环境中，仅有这么一个空间是留给他们的。改革，意味着既有的链条要被打破，也意味着他们“拼孩子”的路将被封堵。如果真如传闻所称的派位比例提升至80%，他们自认将是最大的受害者，“拼孩子”的机会将被剥夺，因为“拼爹”的永远都有“递条子”的门路，只能靠派位“拼运气”的更底层则乐见与中间阶层拉平。

　　信息不公开推波助澜

　　这些中间阶层的心态，在推动招生信息公开的人士那里也得到了反映。

　　“一些人尤其是六年级的家长不愿意我们做这个事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小升初”项目负责人李东方所指的就是调研招生的信息公开度。从2011年开始，这一民间组织便着手研究北京“小升初”问题。“她们说，你们做这些事情有可能会影响政策变化，那我们这几年的机构就白上了，要调研的话等我们升完学再做吧。”李东方说，他们对于“小升初”信息公开的调研有点两头不讨好。

　　事实上，“择校”的迫切和恐慌感来自于资源的不均衡，但招生过程的不透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13年教育部发布的《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中，第一条就是“阳光入学”，要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利用网站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公开每所小学和初中的招生计划、范围、程序、时间和结果。

　　北京的状况相当不乐观。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2014年2月发布的《北京市“小升初”2013年教育信息公开情况调查报告》中称，梳理择校最严重的4个区(海淀区、西城区、东城区、朝阳区)的16所中学、18所小学的信息公开工作，发现只有一所重点小学公开了部分过时的招生信息。

　　因此，才有了“4月比信息，5月比孩子，6月比大人，7月比钱财”一说。北京市多次明令禁止奥数和“占坑”，但是培训机构反而更加火热。“谁相信谁吃亏，狼来了喊了很多次，大家已经不相信了，那些曾经退了奥数班的家长，都非常后悔。”刘清说，尽管一些人退班是本来就跟不上，但是如果不退班，至少还有进中等校的机会。

　　在择校的家长们看来，他们不是不欢迎改革，而是不希望看到“半吊子”的改革，只要择校的口子继续存在，永远都不会有真正的公平，而目前的择校路径至少还算是宽泛，不会把他们挤出竞赛的平台。一种普遍的情绪在家长们之间蔓延，要么全部派位，人人都拼运气、彻底减负，要么干脆回到统一考试的时代。

　　“新政”恐怕很难彻底关闭择校的通道，如果不能容纳多元化的招生方式，小升初很有可能退回到一刀切的时代。那么只有从均衡教育资源入手，抹平资源鸿沟。

　　不过，已经对各所学校的情况有清晰了解的家长对此并不看好。毕竟，优质的师资就那么多，即使学校在名义上形成共同体，仍然会涉及资源的不均等分配，并不能抑制择校冲动。与此同时，就近入学也会产生新的问题。“新政”消息一出，学区房又开始大热。有报道称，西城区邻近某重点校的胡同学区房已经炒到了30万元/平方米。

　　“往年这个时候，走关系和‘点招’的已经定下来。”周虹说，现在她所在的区还没有动静。她的打算是先走特长，然后靠推优，最后不行就接受派位。“如果不能进好学校，说明无缘，只能接受现实。”周虹说，她以前从来不泡QQ群，但是现在为了搜集信息，整天得盯着电脑和手机。